被皇帝偷看心声日志后 第103章

端坐的皇帝忽然咳嗽了一声，强行压抑住了某种强烈的笑意。好歹是披着龙袍在大庭广众之下，即使大家都俯首帖耳不敢仰视，至尊也不能露出一丁点的不体面来；所以他硬是掐了一把大腿，压抑住了那种当众扭曲成蛆的冲动。

彳亍吧，朕倒要看看是怎么个挣钱法！

【当然，这倒不是说《金陵条约》之前，大安朝廷就不想挣钱了。从现有只言片语的史料看，宫廷及内阁是考虑过怎么从东瀛捞钱的，比如说派遣太监去看管银矿、收取赔款；拼死拼活拼命搜刮，一年大概能刮个十几万两银子；如果朝廷耐心足够，那按照这个数字刮下去，可能刮个十年二十年，就能刮到《金陵条约》签订当年的收入。

没错，《金陵条约》中仅军费赔偿，就高达三百万两；大概是东瀛二十年的财政收入。

二十年的财政收入——你读到这一句话时有多么的震惊，那倭国使节的震惊就只会增加一百倍。大概是数字过于离谱且荒谬，作为条约谈判代表的幕府家老水户氏甚至没有第一时间赶到愤怒与恐怖——他还以为是穆国公世子晕眩过甚脑子里进了海水，以至于发昏说了胡话！

五百万两，这怎么可能呢？

但事实证明，恰如穆氏的说法，“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东瀛当然拿不出来这笔钱，但金融魔术的奥妙就在于无中生有。所以《金陵条约》的第一款，就规定了这五百万两由英吉利银行负责周转，由东瀛方以海关及矿山的税收为抵押，利息为百分之五——比房贷还高。

如此一来，大安朝廷迅速拿到了丰沛的收入，大大弥补了国库的亏空；英吉利银行拥有了插手海关的权限，并能在利息中大动手脚；双方都是大赚特赚，典型的双赢（当然东瀛可能输了那么一点，但谁会在乎东瀛呢？）。但是，最关键的还不在这里；真正要命的细节，在于该条款的附录——“为了监督赔款的拨付，中方将派遣一名全权大臣，与英吉利银行高级专员儒望协同办公”。

而这位被中方派遣出去的全权大臣是谁呢？——没错，就是当时的工部侍郎、副通政使，闫东楼闫小阁老。

】

飞玄真君皱了皱眉，从肩舆上挪了挪屁股。他倒是记得闫东楼的名字，但此人……

【在接触英吉利银行之前，闫东楼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影子。我们只知道他是当时内阁首辅闫分宜的儿子，聪明狡诈精于计算，在贪贿和捞钱上“颇有天赋”，所有的记述只有野史中寥寥数笔而已；但直到进入了英吉利银行，接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金融理论后，人们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这所谓的“颇有天赋”，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天赋。

这么说吧，在儒望的记载中，这位高级专员每三天都要与闫东楼接触一次，向他介绍收取赔款的最新进度；而接触越深儒望心中的恐惧也越深，他几乎能明白无误的感受到对方是在以怎样惊人的速度在吞噬着银行那些积累数百年的金融经验，能敏锐的觉察到那种长鲸吸水一样的贪婪，以至于不能不在日记中发出悲鸣：

【……天主见证！所幸这位姓闫的“大臣”仅仅只致力于中土朝廷，无心拓展他金光闪闪的伟大事业；否则那些该死的银行家一定会将我们像木塞子一样的抛弃掉，跪下来亲这位闫东楼的靴子。

每一次与此人见面，我都在在止不住的后悔，乃至于感受到恐怖——没错，我能从这一次谈判中或许巨大的收益；但为了这个收益，我却不得不将银行所有的经验传授给这个危险的天才，可怕的人物，难以控制的炸·弹……我们都清楚，金融在本质上就是吸血鬼的学问；在没有接触到金融之前，这个人已经无师自通的掌握了吸血的技巧，一旦让他再吸收这几百年以来银行家的经验，又会养出什么样的怪物呢？

……愿天主怜悯吧！

】

此处“金光闪闪的事业”，指的是闫东楼的另一个兼职，即负责东瀛宗教界最高领袖的选拔与册封；而在闫氏册封“天皇”的过程中，后人可以轻松体会到儒望的那种近乎恐惧的敬畏。

在一开始接手时，闫东楼搞的还不过只是收钱卖名额之类的常规操作。但在接触到了银行的金融经验后，那才真是一通百通，原地飞升。在接手的前几年，闫东楼就推陈出新，推出了贷款预售制度、拍卖制度，以及小额氪金制度，几乎是由上到下，一网打尽——针对资产不足的小教派，可以用地产及矿山作为抵押，背上三十年贷款换一个尊位；针对声名赫赫的佛门教派，则特意包装出“至尊法王”、“御笔提名”的噱头，竞价拍卖，价高者得；即使是资产不足、连首付都给不起的新兴小教派，也可以在氪金中试一试手气——只要六十八两白银就可以氪一发十连，你确定你不来一回么？

花样百出，上下其手；穷尽心力，无所不包，其搜刮之细密精巧，乃至于过往商人亦瞠目结舌，称之为‘青天高三尺’，彼时有歌谣来回传唱，赞曰：

“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闫先生下手！”

是的，“亏闫先生下手”！英吉利银行费力监察海关，折腾了十几年才统共只有五百万两的收益；这还是技术进步后效率提升的结果。而闫东楼区区九年任期，硬是从东瀛人手上抠出了一千两百万两以上——以往年的数据计算，这是倭国整整四十年的财政收入！

与这样的手腕相比，儒望这样的银行高层，怎么能不在惶恐之余，由衷的感到愧悔？、

事实证明，当金融吸血鬼也是要天赋的。与小阁老相比，儒望的确还逊色三分。如他所言，要是闫东楼真愿意往金融界发展，恐怕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位置，就由不得他妄想了。】

飞玄真君皱了皱眉。

在经过天书的长久熏陶之后，他已经练就了某种能力，即绕开那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词语，迅速提取文章的中心。而现在，他就发动了这种能力，捕捉到了关键：

第一、闫分宜的儿子很能捞钱；第二，闫分宜的儿子可以在未来帮他捞很多钱。

——你不早说！

某种程度上，飞玄真君对闫家父子还是非常之信任的——当然，这种信任并非基于忠诚，而是基于人品；像闫分宜闫东楼这种厚颜无耻之至的角色，那真是千夫所指人人唾骂，离开了皇权的庇护后连路过的狗都得尿上两泡。所以，皇帝可以放心的让他们掌握内阁掌握财权，而绝不忧虑会有什么夺权架空的事体。唯一可以担心的，大概就是这两父子捞得实在过头，把朝廷搅得房倒屋塌纲纪扫地，连累得真君亦不能安稳。

但现在，闫党最后的缺陷也被弥补了。这两父子在中原上下其手，一个搞不好就会激起民变逼反士卒，将皇帝挂到老歪脖子树上去；但如果转换思路，让闫东楼在东瀛施展他罕见的才华……就算把东瀛的地皮刮到天上，难道倭寇还能游过海峡，咬皇帝两口不成？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诚哉斯言。

皇帝思路电转，暗暗已经下了决心，决定今晚召闫分宜到宫中赐一顿晚饭，顺带着谈谈分成的事情。他不是高祖皇帝，眼里不是揉不得沙子，只要分成合适，事情完全可以详谈嘛。

【当然，仅仅制度上的创新并不能彰显闫东楼的天赋（事实上英吉利银行很快将拍卖制度与氪金制度原模原样的搬了过去，以至于中原大为不满，一直指责英国人不讲道义），真正体现才能的是闫东楼对金融本质的敏锐洞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推出借贷制度的第二年，闫东楼已经开始思考一个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确定借贷的利息和年限，才能在人死之前把利润全部榨干呢？”

榨干利润当然是所有银行家的梦想；但与以往仅仅局限于直觉的贪婪不同，闫东楼敏锐的意识到了：借贷的风险与期限，其实是可以量化计算的。

——简单来说，金融问题的本质，其实是数学问题。

现在看起来轻描淡写，但在大航海时代的初期，人类迷茫混沌的黑暗世纪，无论怎么形容这个问题都不足以穷尽它的意义。历史往往依赖于关键的抉择，而闫东楼恰恰在此合适的时机做出了最合适的抉择——在长久思索无果后，他与穆国公府及宫廷共同出资，以一万两白银悬赏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此种惯例延续已久，即为后来“金陵奖”的前身。

没错，作为数理领域的最高奖项，“金陵奖”的诞生其实并不怎么体面。

当然，闫氏的影响不仅于此。在当政九年的时间里，为了加大力度开采矿山获取黄金白银，闫东楼还曾大力投资于化学及物理领域，极大程度的推进了工业化的进展——说实话，如果说海刚峰是纺织业的有力推动者；那么采矿业及化学重工业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无疑就是闫东楼；没有汞齐采银法以及蒸汽粉碎机等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即使以闫东楼的才华横溢，想必也是刮不出一千两百万两白银的；全新的技术创造出了财富，而闫东楼天才的大脑则能确保将财富一分不少的搜刮上来。天作之合，无过如此。

总的来说，闫东楼搜刮上的财富几乎立竿见影的稳住了甲寅变法的前景，并给予了保守派沉痛的打击；他以雄辩的事实向所有人证明，对外扩张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利润大得惊人；于是乎，困锁变法的最后一道枷锁也被摧毁了，无人可以在白银面前争辩。

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恐怕也是儒望生出恐惧的缘由。为了高额的利润、充分的市场，他手把手将最为宝贵的经验教会给了中国人，并亲眼目睹着闫氏学以致用，推陈出新，成长为莫可抵御的究极怪物——如果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那他无疑是亲手解开了牢笼，让这头狮子闻到了最鲜美的血腥气。

这会是一件好事吗？儒望并不知道答案。】

第121章 愤怒

飞玄真君非常愉快地换了一个姿势, 改用另一边屁股来压迫肩舆。总的来说，天书对闫东楼的种种夸奖，的确是入木三分地拍到了他心尖尖上, 拍得他神清气爽、念头通达，说不出的快意与自得——与一般的官员不同，闫分宜父子之所以能青云直上, 全仰仗着皇帝一意孤行的拔擢；也正因如此, 闫东楼的才能展现得越为充分、越为惊人，就越证明他飞玄真君眼光独到深谋远虑, 绝不是眼光短浅的区区大臣可以比拟。这样间接的奉承与迎合比直接的马屁还要有效, 不能不让真君身心通泰。

不过，在愉快散淡之余, 真君还微微生出了一点疑虑——如果天书所言无误，那闫东楼用尽手腕，也不过只在东瀛干了九年而已；但以自家那种好用就往死里用的风格, 不可能会放过这样的大宝贝呀？

想闫分宜一代豪杰，古稀之年尚能纵横政坛而巍然不倒，真正是连金丹药力亦无可如何的天选白手套；难道这闫东楼子不类父, 居然这么短命不成？

好用的工具人总是很难找的, 所以皇帝都难免有了些踌躇，想着要不要在将来调整调整职分，设法延长闫东楼的使用期限。但所幸天书及时响起, 打消了这实在没有必要的怜悯：

【当然, 我们列举这诸多数字，并不是要夸耀闫东楼在东瀛的丰功伟绩；事实上来讲, 在东瀛的这九年也不过只是闫氏辉煌职业生涯的起点而已。在跟随儒望学习了第五年后，中西吕宋之战爆发, 闫东楼兼任西班牙赔款事务；第六年，中荷海战爆发，闫东楼又兼任荷兰赔款事务；到第九年他辞去东瀛的职分时，已经负责了西班牙荷兰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五国的赔款事务，成为实际上的外务大臣。

——甚而言之，闫东楼之所以辞去东瀛的职务，也并非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而是中枢考虑全局，认为实际上的外务大臣居然还领着对倭事务的俸禄，未免太过于抬高东瀛的档次，而损伤了国际关系的格局；而以外务大臣的身份统领各国赔款事务，才能发挥闫氏的专长。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甲寅变法开展后财政收入惊人的增长——虽然大安朝廷的官方史书坚称，它暴涨的收入纯粹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大获成功；但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历史学家都明白，即使沿海的纺织厂炼铁炉将机器干出烟来，也是干不出来一年上千万两白银的；关于这匪夷所思的增长，还是英吉利银行提供的文件更为可信，它直截了当的指出：仅仅在闫东楼上任外务大臣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朝廷从各个赔款条约中搜刮到的净收入，就高达四千五百万两以上，占据了当时朝廷收入的一半。

所以，也就无怪乎当时的内阁被称为“赔款内阁”了。农税地税商税都各有开支，只有赔款的收入是意外之财，完全受皇帝与内阁的支配。钱在哪里，权力也就在哪里，随着中枢变法派直接掌握的财政份额迅速扩张，皇帝及内阁的权力也在迅速扩张，最终臻至大安一朝难以想象的巅峰。

当然，这里的“权力”并不是指诡诈权谋中所谓谋划人心的权术。如果论君主专制中如何生杀予夺放纵欲望，那大安的历代皇帝都是相当精通的；但封建时代的吊诡就在这里——皇权如果想杀人整人，那基本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但如果皇权真正想办事，却立刻就是举步维艰，往往一件也办不成。

关于这一点，大安历朝皇帝（尤其是摆宗），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

作为大安历朝皇帝之一，飞玄真君面无表情的哼了一声。曾经雄心万丈，如今瘫在床上，真君与朝野百官纠缠如此之久，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在真君还很有人样的时候，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积极有为的举止。但一切的努力与心血终究都在朝廷这架油腻老旧滑不溜丢的国家机器中消磨为了乌有；于是雄心磨损殆尽，成了现在这幅模样。而今听来，不能不有所触动。

不过，这触动一闪而过，真正令皇帝迷惑的却是最后一句话：

“摆宗”？到底是哪个脑壳进了水的不肖子孙，居然给先帝上这种奇葩庙号？

【

但在甲寅变法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甲寅变法的主持者有什么独特的人格魅力。实际上，除了张、海等寥寥数人之外，穆祺闫东楼等在当时士人中的风评都相当之不咋地（想想他们在野史中的作风，你恐怕也很难期待有什么好评）。事实也证明，贯彻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而是钱。

自甲寅变法第三年之后，因为赔款收入暴增，海路畅通后粮食充足，内阁免去了九边及陕甘百分之五十的税赋、宽免了江南各省上缴漕粮的义务，为云贵驻扎的军户补发了积欠十余年的税负；自第五年开始，朝廷则进入了后世称之为“败家子财政”的阶段：该年各省上缴税负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万两有余，朝廷拨给各地的投资俸禄及各赈灾款项则高达两千九百万两；国库超支一千一百万两有余，全部靠赔款与海贸调配。到第九年后，事情则进入到匪夷所思的阶段——各省的财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着中央拨款，自己的税收居然还不足三成！

至此，“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于形成了：历朝历代都是地方供养中央，现在一转攻势，居然变成了中央供养地方；往常地方掌握财源，还有能力与中央博弈一二，现在中枢朝廷握着所有省份的输血管，谁还能抵御内阁的意志？

政治就是财政，财政就是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掌握了钱袋子就掌握了一切。当中央财源空前膨胀之后，内阁的意志便不再受任何掣肘。至此，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两千年来中央集权主义者最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降临了——没有地域之分，没有门户之见，中枢可以随心所欲调配一切资源，借助大一统的制度发挥出无可思议的优势；合六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天下还有谁是中土的对手？

也正因为如此，甲寅变法才被称为中华近代化的开端、新时代隐约的回响；宋元之后皇权不下县，封建时代封闭而又保守，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落到实际或许只有一二成；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脉络之后，内阁用尽浑身解数，却可以勉强将中央的意志落实三到四成——不要小看这区区一二成的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原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恰恰是因为每次变革中这一二成的优势。

执行度的提升会优化整个系统运转速度，而不仅仅局限于财政一隅；实际上，当变法全面铺开之后，新制度的嫩芽就已经露出了苗头……

】

【以下涉及历史敏感内容，不适宜播放】

真君砸了砸嘴，颇为不耐的划了一划，却见那大红字号的提醒依然顽固悬在空中，丝毫没有消失的意思，不觉大为扫兴。也不知道这天书是什么个标准，莫名其妙总会屏蔽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拒不播放，无论如何费力，亦毫无作用。

——有什么是他飞玄真君万寿帝君都不能看的呢？未免也太过见外了！

所幸四面趴了一地，没有人敢抬头窥伺圣意；所以皇帝可以尽情的显摆脸色，发泄被隐瞒的不快。

当然，这不快也只是一闪而过。作为一个即将有钱有权且永垂不朽的皇帝，真君保持了充分的大度。不会在乎这一点小小的敏感内容。他哗啦啦向下翻了好几页，终于看到了没有屏蔽的内容

【……近代化的要义之一，就是打破各地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而在甲寅变法中，这艰难的进程被以某种古怪的形式达成了——自然经济当然抗拒外力，却绝对拒绝不了白花花的银子；封建制度下地方势力保守顽固，牢牢把握着当地一切财源；但再怎么样金山银山的财源，能比得上中央上百万两银子的拨款？

若有阻力，白银横扫；阻力加大，白银加多。甲寅变法所有的思路，不过如此。

所以，历史真是诡异得无法言说。从大安高祖朱重八以来，历代名臣夙兴夜寐，穷尽手腕与地方势力争夺权威；而最终这持续数百年的央地矛盾，竟尔在甲寅之后迎刃而解，再不值一提。而这样光辉宏伟的功业，并非是出自于政治的清明或者人性的蜕变，而纯粹只是因为钱——甲寅变法中的官场同样是因袭数百年贪污腐化的官场，但朝廷灌下来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多得是大水漫灌汹涌澎湃，多得超乎了想象超乎了经验，乃至于朝野官吏上下其手之后，居然都还能留下足够的钱给可靠的人办实事。

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仅此而已。

当然，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政客都能看出这种模式下巨大的隐患：变法的成功纯粹依赖着超乎想象的巨大现金流；一旦现金流稍有阻遏，变法都会立刻遭遇挫折。所以，在变法派整出白银横扫战术之后，保守派虽然大受打压，但心中仍然存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在私下里称变法派为“桑弘羊”，皇帝为“汉武”，认为此竭泽而渔的招数绝不长久；只要财政断绝，就是翻盘的良机。

应该说，这个推测其实是相当有道理的。在变法派穷凶极恶的花钱效率下，东瀛不到九年就被刮了精光，“活像榨汁后的烂橙子”（出自英吉利银行的精妙比喻）；五年破家九年亡国，速度之快超乎常理，绝非正常体制可以承受——但问题是，世界上难道只有一个橙子吗？

没错，这就是变法渐入佳境之后，内阁开始四处出击的根本原因。东瀛榨干了要换西班牙，西班牙榨干了要换荷兰，荷兰榨干了要换法兰西。必须以闫东楼开发出的全新技术不断榨汁不断吸取，要抽取到足够多足够丰美的汁液，才能供应内阁挥霍无度的变法政策。

这种吸取甚至并不是有意识的。穆祺曾经在多个场合为朝廷辩解，称自己及自己的同僚“一向爱好和平”、“无意战事”，每次都会引来乐不可支的哄堂大笑，甚至诞生了俗语“穆祺许诺的和平”；但从当时内阁的档案看，穆祺的辩词其实并不是完全虚妄。如果说中倭、中葡之战都明确的受到了国家意志的影响，那中西吕宋之战等就基本没有内阁指使，纯粹是因为商人争夺市场，各自购入武器火拼，将事情闹大了之后才捅到了内阁。面对这样的自行其是，内阁当然大为不满，一开始甚至是严词拒绝，试图保持距离；直到事态持续发展，才不得不接下了这个盘。

至于内阁为什么非得接盘嘛……这么说吧，吕宋之战涉及的那批货物里，有当时的皇帝及司礼监掌印合计八百三十万两的投资，要是内阁不下场翻盘，皇宫今年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所以你说有办法吗？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穆祺可能是热爱和平的，内阁可能也是热爱和平的。但变法走到了后期，已经是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利润，皇帝太监及显要官员在沿海工厂里数百万两上千万两的投资。谁能对这样的力量说不呢？

近代化的齿轮一但运转，就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止的，哪怕是它的缔造者。

题外话：在中西吕宋海战中，内阁顺利解救下了中方商人的货物，为皇帝赢得了巨额的利润。但战争也带来了意料不到的结果：相当多郁郁不得志的保守派在此战中终于彻底破防；大概是觉得此生再也看不到变法派翻车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投资了西班牙国债赔光了裤衩；这些人居然抱团逃往海外，借助荷兰人的庇护勉强落脚，然后写下了大量的谣言辱骂皇帝与内阁官员，至今仍有影响。

不过，其中有关皇帝“痴迷炼丹举止失措”、“老而不死刻薄寡恩”、穆祺“癫狂错乱口出妄言”，以及闫东楼“贪得无厌下作败坏”的记载，大概并不是谣言……

】

皇帝倒吸一口冷气，猛的从肩舆上坐了起来！

第122章 招供

征伐倭寇的舰队于七月盛暑之时返回, 经山东驶往金陵，预备在此签署终战的条约。不过，在正式谈判之前, 悄悄外出的穆国公世子还要处理一些小事——紧赶慢赶一个月之后，朝廷的使者居然也恰恰在这几日抵达金陵，送来了朝廷给世子定罪的公文。

当然, 不需要世子对这大半年来朝廷局势的发展有什么深入的了解, 他只要看一眼使者那张惨白到略无人色的脸，就已经知道京城政治交锋的结局了。能够拿到千里出使直面政敌魁首的重任, 这位使者当然是倒穆派中的翘楚。但也正因为如此, 当他在途中听到了东瀛大败亏输的消息之后，心中才骤然生出了莫大的绝望：

无论如何, 这一局都是错尽错觉，输得是干干净净，再无回旋的余地了！

可怎么会这样呢？明明, 明明一切谋算的都那么妥当，明明已经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明明翻盘的可能那么渺小，只要东瀛能够勉强守住门户, 他们都可以借机控制局势, 扼住穆氏的咽喉；可这样优势在我的局面，怎么就一转而变为葬身之地了呢？

——都是那些废物倭人的错！哪怕他们输得不那么惨，哪怕他们勉力保住一条裤衩, 自己都还能撒泼打滚, 用杀良冒功的罪名拼命将水搅浑。可现在对方连太庙献俘的人质都给抓了回来，就算倒穆派口绽莲花, 又能如何？

仅仅是军功其实还无所谓；但穆国公世子乃至戚元靖俞志辅等，要么是荒谬绝伦的勋贵子弟, 要么是军队中默默无名的基层小官，都不是经由朝廷正规军事系统选拔出来的将领，也完全脱离于官僚体系之外；这样的人都能带队打胜仗，那就意味着皇帝已经掌握了一支独立于现有体系的可靠武装，国家最强大的暴力机器，再不由文官垄断了。

这是晴天霹雳一样的消息，其意义不亚于外戚出身的卫将军一击而破匈奴之龙城……不，或者还犹有过之——孝武皇帝虽然御下极严，但在巫蛊发癫之前，行事还是大致有规律可循的；可当今圣上……

一念及此，使者就不自觉的感到了晕眩。

而最可悲的是，即使胜负已分，倒穆派再无挣扎余地，使者也不能不忍住这满心滚水一样的熬煎，咬牙切齿的走完流程——虽然实际上大家懂的都懂，但倒穆派名义上给穆祺找的罪名可不是非法抗倭（他们还没大胆到这个份上），而是一堆莫名其妙的鸡毛蒜皮，指责穆祺“跋扈”、“无礼”、“腹非心谤”之类；既然罪名与抗倭无关，当然也不能因为海战的胜利而终止。即使只是尊重形式，使者也必须要当着穆国公世子的面将这长篇大论的定罪公文念完，一一诵读倒穆派笔杆子用于羞辱对方所精心设计的种种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