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allennox
瓦西里从没这么叫过他，现在也不是问的时候。两人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分道扬镳的时候也没有道别。自此之后瓦西里就再也不发出邀请了，就算再在走廊里碰面，也只是相互点点头，擦肩而过。
莫斯科时刻令他紧张不安，对比起巴黎，这个他长大的城市就像个废弃的舞台，到处都是蒙尘的道具和虚假的布景，填充着游魂一样的人们。令事情更糟的是，父亲又催促他结婚，不为别的，而是因为在克格勃，婚姻是履历表上的必填项。一位正直的克格勃必须有个家庭。
“你甚至不需要喜欢你的妻子，她也不需要喜欢你。”父亲指出，“就是互相合作，填上档案里的空缺而已。”
“好的，爸爸。”
为了应付父亲，菲利克不情不愿地去野餐和舞会，心思根本不在约会上，女孩们也不喜欢他。他不知道总部什么时候打算再把自己派出去，也不确定还没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菲利克不敢问科里亚叔叔，也不敢表现出很想到“外面”去的样子，免得被怀疑居心不良。克格勃替他支付学费的英文课程已经接近尾声，菲利克猜测新的外派地点也许是加拿大，这也不错，加拿大是前往美国的跳板，要是他能到美国去，那回来莫斯科的时候，应该能轻松摘得上尉军衔。而且军情六处更容易和他见面，克格勃在魁北克的耳目远远不及在巴黎的三分之一。
然而科里亚叔叔，因为他是科里亚叔叔，以难以揣摩闻名。1978年秋天，离开巴黎一年之后，菲利克通过了新的保密等级评估，又被送了回去，这次去担任一个不同的职务。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奥辛现在是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副站长了，分管“打猎”活动和军工情报搜集。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太妃糖纸，半透明，印着蜂蜜罐和巧克力图案，压得很平整。这是来自布兰登的信号，一句悄悄的“你好”。
直到这一刻，菲利克才终于松了口气。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都和以前一样。他又回到了“旷野”之中，现在“旷野”是他真正的栖息地，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远远地、安全地去爱莫斯科，和瓦西里。
谁都没有预见到的是，就在菲利克锁上信箱的这一刻。在海峡另一边的伦敦，一个寂寂无名的军情六处分析员按响了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寓所的门铃。这位名字不详的分析员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他绝不应该从办公室带出来的文件。这时候伦敦下着雨，有人出来开门的时候，这个瘦高男人的头发已经被淋得一缕一缕粘在额头上了，保姆以为他是乞丐，准备关上门，陌生人伸手挡住了。
“我要和你的雇主说话。”不速之客说，一滴雨水挂在他的尖鼻子上，“告诉他我手上拿着莫斯科一定想要的情报，我知道军情六处收买了好几个克格勃外勤，给我五万英镑，我就把内奸的名字全告诉他，我只要钱，他可以当个英雄，去吧，告诉他。”
保姆跑上楼去了，一路喊着屋主的名字。
第24章
不请自来的情报，通常要在克格勃漆黑的、鼓胀的肚子里经过重重过滤，仔细审查，确证，分析，删减，改写，然后才分发到真正需要它的部门去。要是运气很好的话，整个过程大概耗时两三个月，要是运气不好，这些文件就会永远丢失在官僚主义灰色齿轮的间隙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伦敦来的这一份情报，碰巧属于运气好的那一批。克格勃时常收到类似的举报，声称某某上尉或者某某口译员是西方间谍，最后查证下来，这些“情报”多半是嫉妒的同僚写的，意图借着反间处的刀，把看不顺眼的人捅下来。要是这些从天而降的“机密”是外国人送来的，那克格勃就更警惕了，这些人要不就是想用沙子换金子，要不就是军情六处特意炮制的毒饵，想把克格勃珍贵的外勤引诱出来，一网打尽。
于是，在伦敦这个下着小雨的灰暗早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不速之客和克格勃伦敦常驻特工一起坐在二楼的书房里，淋了雨的文件夹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像一头被击毙的公鹿，他们得商量怎么宰。隐藏在书架里的录音机悄悄运转，录下他们的每一句话。英国人再次要求五万英镑现金，被苏联人委婉拒绝了，说要先确定他手上有金子，才愿意付钱。
录音机把陶瓷轻微的碰撞声也录下来了，他们在喝茶。访客不愿意在摸到货真价实的钞票之前透露任何情报，两人为此来来回回争执了一番，但最后，“为了表示诚意”，访客说出了克格勃在巴黎的一次失败暗杀行动，并且带着一丝嘲弄评论说，“你们以为‘只是倒霉’的事，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让它看起来像无心之失而已。”
瓦西里按下暂停键，把录音带倒回去，重新把这句话听了一遍，“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让它看起来像无心之失而已”，然后再一遍，摘下耳机，取出录音带，看了看上面的日期，是两个星期前录的。这么重要的线人，伦敦那边居然拖延了足足半个月才决定把录音寄回来。他匆匆写好一份电报，下楼，叫醒夜班发报员，让他通过加密渠道发给伦敦情报站，催促站长接受线人的条件。等到天亮，他会亲自去找科里亚叔叔，把那段最可疑的录音放给他听，请老家伙批准伦敦站从备用的“小水池”里调出钱来，五万英镑着实太多了，瓦西里可以先申请十分之一，给线人一点甜头，再慢慢设计下一步。
他摁熄烟头，打了个哈欠，起来活动了一下，坐回去，着手填一堆无关紧要的表格，纯粹是为了阻止自己想菲利克，但这就像试图阻拦一朵雨云一样徒劳。楼梯上的吻纯属意外，可以把责任推卸给酒精，但他实在没必要在车里说那句话，又把一池泥水搅浑了。他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两人之中更加聪明的那个，因为他年长，因为他“懂政治”。不过从菲利克最近的晋升来看，小老鼠未必就不懂了。这有点出乎意料，因为瓦西里以为菲利克顶多就当个档案室文员。“旷野”真的会改变一个人，他们每次见面，菲利克都变得比上次陌生了一些，瓦西里不懂得怎么应付这种变化。他成长于一个惧怕变化的世界里，一切都应该是设定好的、理智的、最高的、永恒不变的。而菲利克和他分享着的是界限不明的情感和无所适从的欲/望，一条又一条细细的蛛丝，轻轻一拽就会断，但又黏在手上甩不掉——瓦西里最清楚这一点了，他试了好几次了。
莫斯科凌晨三点，伦敦时间凌晨一点，还没动静。他点了一支烟，把录音带塞回去，倒带，从头到尾把这场四十分多钟的对话听了一遍。许多未经证实的线索似乎指向菲利克，但又模棱两可，没有办法彻底确证。菲利克不是克格勃在西欧的唯一一个猎人，巴黎也有过不止一次“打猎”行动，失败的也不少。瓦西里的大脑有一半在喊叫“就是这条路线，追下去”，另一半同时在奋力排斥这个想法，要是菲利克背叛了苏联，就是背叛了他们共同拥有的过去，等于背叛瓦西里本人。他不愿意相信菲利克做得出来。
瓦西里睡着了一小会，靠着椅背，头歪向一边，被电话铃声惊醒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四十六分。伦敦的答复发回来了，译码员一边解码一边读出来：“无法开展逗号目标人物已死亡句号。”
瓦西里盯着电报看了很久，皱着眉，“叫他们详细解释。”
发报员照做了。
伦敦的回复这次来得很快，电报机哒哒作响，“线人醉酒溺水身亡逗号已查证逗号无可疑之处逗号可见10月23日泰晤士报内页句号。”
“问他们线人的‘货物’在哪里。”
这次伦敦花了十五分钟才回答，好像得先找个什么人商量一下，“此人为赌徒逗号债务缠身且已被MI6开除逗号并非可靠信源逗号本站决定不接收其情报句号”
于是就这样了，他还没见到风筝长什么样，线就断了，落在泥水里。唯一的好处是现在没必要去低声下气向科里亚叔叔乞求几千英镑了。他当然可以要求彻查伦敦情报站，看有没有人泄漏风声，但这除了把使馆搞得鸡飞狗跳，又有什么益处呢？更别提伦敦站站长从此之后会成为他的敌人。
五点多，天空还没有亮的意思，瓦西里先去了档案室，调出了上次巴黎情报站的报告，回到办公室，把伦敦和巴黎的电报和文件摊开在桌上，逐一琢磨，他也不太清楚自己在找什么，某种相似之处？就算有，那他暂时还没看出来。瓦西里揉了揉鼻梁，重新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又开始听那个已死亡的线人的录音。
与此同时，在两个时区开外，布兰登也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腋下夹着一个失而复得的、沾着水渍的文件夹。他仔细地打开牛皮纸套，抽出那一叠瓦西里没有机会看到的纸，上面是MI6的评估报告，列出了近五年招募来的华约国家线人，都是代号，总共三个种类，分别用观赏植物、赛马名称和地理术语来命名。在第三个种类下，有一份6页的报告，属于一位代号“信风”的线人，没有提供真名实姓，这股“信风”是从铁幕深处吹来的，是苏联外交使团成员，而且还是个克格勃，六处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准备一点点地、隐秘地帮他在克格勃内部往上爬，把“信风”培养成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手上最有价值的资产。
情报官数了数页数，确认无误，一张张把文件放进碎纸机里。五分钟之后，这份曾经可以换来至少五千英镑的报告，已经不复存在了。
——
像瓦西里，科里亚叔叔也不信任伦敦情报站，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克格勃的典型做法：找一个心腹去盯着伦敦，这位被选中的“心腹”正是菲利克。以“加强沟通”为名，伦敦站和莫斯科之间的通讯，菲利克都有权要求取得副本。光是1978-1979这一年，克格勃在英国的谍报网就开始大面积萎蔫，就像遭遇病虫害的树林，以惊人的速度枯死。这让莫斯科更确信英国大使馆内部有问题，给了彼得更大的权力去“观察”海峡对面的同僚。瓦西里记得很清楚，就在第一总局眼睁睁地看着英国谍报网全面陷落的绝望时刻，菲利克像个骑士一样策马出现，声称自己已经揪出了元凶，同时给莫斯科发来了全套证据，文件如此之多，装满了一个纸箱，矛头指向伦敦大使馆里的一个寂寂无名的译码员。那批文件是个真正的金矿，里面居然有军情六处和国防部的零散通讯，可以清楚看出这位译码员1969年就开始贩卖使馆的机密了，虽然他并不懂那些暗语和代号，但他明白这些纸片值钱，把手头上有的电报都打包卖给英国，而这里面——菲利克在报告里这样总结——刚好就有一位苏联情报官的信息，军情六处借助这个缺口，击溃了整个网络。
译码员被迅速抓回莫斯科，扔进审讯室。小道消息说，这译码员让审讯官很难堪，即使用上了药物和严刑，他好像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声称受到了冤屈。那个可怜人直到被判二十年苦役，都坚持内奸另有他人。
没人相信他的话。
瓦西里暗自疑惑菲利克怎么能拿到MI6的内部文件，他跟爸爸谈了这件事，安德罗索夫上校让他别公开提出质疑，否则就是“不给特勤处面子”，而且“那边很在意保护自己的信源，问也没用”，还不如认真想想怎样把这件事包装成反间处的胜利，把功劳抢过来。
“从来没有外勤能接触到英国国防部的文件。”
“菲利克拿到的也是片段，我猜他撞运气在伦敦招募了一个打字员。”爸爸剪掉古巴雪茄的末端，点燃，“不用太敏感，瓦夏，总不能是军情六处大发善心，故意帮他伪造这些文件的吧？”
不，瓦西里想，确实不可能，这太荒谬了。要是他坚持怀疑菲利克，那就意味着要承认菲利克故意栽赃陷害了一位苏联使馆人员，这是彻头彻尾的胡思乱想。也许他对小老鼠的怀疑来源于一种隐秘的嫉妒，拒绝承认菲利克能比他做得好。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捕风捉影，总想在菲利克身上挖掘出问题来。
这件事没过去几天，菲利克像个英雄一样回到莫斯科，象征性地向专门召集的委员会做了报告，带着全新的少尉军衔返回巴黎。瓦西里甚至没来得及见到他。菲利克现在是特勤处熠熠发光的一颗新星，看起来势不可挡，再过两三年，应该就能当上巴黎的常驻特工，有人甚至断定他有朝一日会坐上科里亚叔叔的位置。瓦西里终于说服自己打消疑惑，从经验看来，叛徒只有两种，收钱办事的，和管不住下半身被勒索的。他的小老鼠不是这种人，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
所以，为什么？
瓦西里只剩下这一个问题想问。就在他翻过斯塔西总部插着碎玻璃的围墙时，这个问题熊熊燃烧，就像怀揣着一个无法浇灭的火把。为什么背叛我？哪里出错了？有什么是他和苏联不能提供的？菲利克竟然好意思在信里提到爱，爱还在吗？爱曾经存在过吗？在别的地方，爱可能是歌谣、阳光和雨露，但在克格勃的世界里，爱是弱点，是疾病，是众多操纵手段中的一种。
玻璃划伤了右手掌，血一下子涌出来，没时间处理了。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从围墙另一边传来，是的，他就指望斯塔西会开车来追，这群不学无术的白痴。瓦西里跳进巷子里，向人潮涌动的大街跑去。轮胎摩擦地面的噪音传来，一辆黑色轿车挤进小巷，全速向他冲来，瓦西里一头撞进游行队伍里，粗暴地推开那些吃了一惊的男男女女。车猛地停住了，徒劳无功地按了几下喇叭，两个斯塔西钻了出来，身上的制服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刽子手！”，引起了此起彼伏的响应。那两人吓住了，其中一个朝天开了一枪，人们停了一下，继续向他们包围过去。
瓦西里没有再看下去，挤出人群，钻进马路对面的横街，所有店都关着，楼上公寓的窗户也都漆黑一片。他停下来辨认了一下方位，向火车站的方向跑去。转过街角的时候迎面走来了几个东德警察，瓦西里快步躲进一个门洞里，背紧贴着上了锁的大门，不过那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似乎也急着躲起来，根本没有留意到他。瓦西里对着砖墙深吸了一口气，逃跑激发的肾上腺素退去了一点，十一月的寒意刺穿外套渗进来，他拉上拉链，竖起衣领，探出头去，确认街上没有人了，才继续上路。
血还在滴滴答答地顺着手指淌下来，他边走边按紧伤口。火车站前的检查哨已经没有人了，形同虚设，一顶边防军制服帽丢在地上，看上去很不现实。奇迹般地，火车还在运行，月台上挤满了要到西方去的人，再也没有人查验护照了，满地都是东德身份证的碎片，三个海关工作人员靠墙坐在地上，轮流抽同一支烟，眼神呆滞。
瓦西里快要走到站台的时候，一个戴着黑色渔夫帽的男人扔掉烟头，突然向他扑来，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多年前的训练被触发了，瓦西里用后脑勺撞袭击者的鼻子，挣脱开来，用手肘猛击对方的脸。戴渔夫帽的男人后退了一步，但没有倒下，拳头击中了瓦西里的肋骨。他倒抽了一口气，侧身躲过了下一拳，用力踹袭击者的膝盖，那人痛叫了一声，总算倒在地上。
这不是唯一一个穿便衣的斯塔西，至少还有两个人从车站的不同角落里冲出来，想截断通往站台的路，幸运的是瓦西里比他们都靠近月台，径直跑向即将开出的火车，这不是他原本想上的那班，但他的选择不多了。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瓦西里想也不想就一拳招呼过去，甚至没有停下来看是谁。瓦西里在门关上前的最后一刻跳上去，火车发出叹气般的嘶嘶声，颤动了一下，开始缓缓移动。
至少五个乘客和列车员在瞪着他，列车员盯着他流血的手看了半天，怜悯地摇摇头，把他当成了趁乱逃出东德的可怜难民，没有问他要票和身份证明，走开了。瓦西里靠在车门上喘气，肋骨随着每一次呼吸隐隐作痛，后脑勺也是。他整理了衣服，到餐车偷了一瓶伏特加和一块餐巾，走进逼仄的洗手间，锁上门，先喝了两口，再用烈酒冲洗伤口，草草包扎起来。继续喝酒，直到双手停止发抖为止。
火车在夜色中向南驶去。
第25章
1979年，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的那一年，彼得生平第一次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去履行新的职务。这位二十七岁的克格勃少尉算是从巴黎平移过来的，头衔仍然是副站长，不过他拥有一项别的副站长不会有的特权：一条直达科里亚叔叔的电话线。不久前那场抓捕内奸的丑闻过去之后，伦敦站站长尼基塔·尼古拉耶维奇·里耶夫名义上仍然指挥着这艘深入敌方水域的小船，但实际掌舵的人已经换成了彼得，所有人都明白，所有人都同时假装不明白。
尼基塔·里耶夫亲自在使馆迎接彼得，甚至办了一个小小的酒会，有伏特加和抹在咸饼干上的鱼子酱。不过对彼得来说，真正的庆祝活动是十五天之后才来的。军情六处在湾水街为他安排了另一间安全屋，藏在一排普通住宅里，通过楼梯和一家小小的咖啡馆相连接。彼得现在掌握着情报站外勤的排班表，能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创造安全的空档。路线和指示藏在一个皱巴巴的糖果纸袋里，纸袋提前十二小时丢进某个有特定标记花圃里，彼得在回家路上假装捡钥匙，拿走了小纸袋，按指示找到了咖啡馆和楼上毫不起眼的小公寓。布兰登肯定一直在窗边看着，因为彼得还没来得及按铃，他就打开了门，把苏联朋友接进去。情报官和线人这次的拥抱带着真正的热情，两人都笑着，互相拍对方的后背。
在场的还有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的两位成员，一位是负责设计暗号和保障通讯的分析员理查·米尔顿，从马赛开始就跟进“信风”，因为不善言辞，每次和彼得眼神相交就紧张地捏自己的手。另一位是布兰登的上司，卡罗琳·罗克韦尔，这位女士给彼得的感觉就像换了一个性别的科里亚叔叔，犹如一只瘦削的、戴着眼镜的谷仓猫头鹰，散发着一种奇妙的、介乎于军官和博物馆长之间的威严。彼得一直都知道这两个人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布兰登说话总是倾向于用“我们”而不是单数的“我”，但这是四个人首次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罗克韦尔和彼得握了手，给他看今天特意带来的两份礼物，第一份是军情六处赠与彼得的勋章，第二份是封手写的短笺，来自彼得本该在巴黎杀死的那个未具名的目标，感谢彼得为“和平”作出的努力。这两份礼物当然都不能带走，罗克韦尔给彼得一分钟看完那封短短的信，收回来，当场烧掉了。
直到这时候，彼得才第一次从布兰登口中听到了事情的全貌。那个差点酿成灾难的前军情六处雇员，反间司给他的代号是“海藻”，不为什么，随机分配的。“海藻”四十三岁，到今年三月份就为军情六处服务二十年了，不出色，但也不出错。有酗酒的习惯，但这没有引起注意，要是嗜好酒精构成问题，那军情六处负责对外情报的一半人都要被开除。赌博的习惯是他二十多岁时就有的。“海藻”从未结婚，但有一个若即若离的意大利情人。
“是情人的问题吗？”彼得问。
也不完全是。“海藻”和他的意大利甜心去了一趟索伦托，也就是情/妇的家乡，从反间司取得的账单看来，他们在一家海滨旅馆住了五晚，然后买了从索伦托去罗马的火车票，再从罗马返回伦敦。没有人知道“海藻”在意大利干了什么，他回来之后典当了外祖母留下的一条项链，接着又零零碎碎卖掉了好些父母留下的家具、初版书和珠宝。布兰登的推论是，“海藻”在意大利赌输了一大笔钱，急着偿还，在卖掉了自己能卖的东西之后，就打起了情报的主意，克格勃出了名付钱爽快。克格勃伦敦站站长的住处随时都有人监视，“海藻”留了个心眼，趁监视人员交班的时候去敲门，但他没考虑到出来的时候，反间司的人已经回到车里盯梢了。布兰登本来想立即逮捕他，但罗克韦尔不同意，担心引起克格勃的警觉。
“所以我们让他安静下来了。”布兰登说，从盘子里拿了一小块葡萄干蛋糕。
在他们这一行里，“安静下来”只有一个意思。彼得点点头，“能查出‘海藻’跟里耶夫站长说了什么吗？”
“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们想需要你从里面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新指令，异常的人员调动之类。”
“我会留意的。”
彼得等了一个多月才有机会“留意”。情报站的文件和档案并不存放在使馆的档案室里，而是用一个专门的保险箱储存，定期销毁，需要保留的就放在外交包裹里发回莫斯科。彼得在这些函件往来记录里发现伦敦站曾经给总部寄过录音带，就在“海藻”接触里耶夫站长之后两周，不过接下来都再没有寄出过文件，证明“海藻”偷出来的东西，终究没有落到克格勃手里。
彼得担心录音里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但情报站没有保留录音带的副本，他也不可能直接去问里耶夫，只能暂时搁置。上次见面过后，军情六处让彼得“冷却”了半年，停止和他接触，也禁止彼得联络情报官。因为离上次大张旗鼓地抓捕内奸才过去不久，如果又有文件外泄，莫斯科很可能会放出猎狗，现在彼得最不需要的就是把瓦西里引到这里来。
从表面上看，伦敦站一切恢复正常。军情六处停止抓捕在英活动的苏联间谍，制造出失去信息来源的假象。使馆里也没有人谈起那个译码员，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一样，尽管他的个人物品还放在原先的办公桌上，无人收拾。彼得安静地潜伏在那里，观察着每一个人，把他们逐一放进大使馆和情报站的权力关系图谱里。他跟司机、电工和负责打扫的牙买加移民都很熟络，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得知大使和站长的去向。假如有神秘的莫斯科访客从天而降，彼得也会从爱抱怨的司机那里听说。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伦敦站现在是他的小小鸟巢了，就像二十多年前在亚森捏沃的小公园里，在父亲的引导下观察邻家小孩们。像任何一个称职的间谍那样，彼得在使馆里并不受欢迎，也并不惹人讨厌，他只是不起眼，如同影子，或者放在墙角很久的旧家具，不会有人特地留意他。
彼得的下一个目标是坐上伦敦情报站的第一把交椅，既是布兰登为他设定的路线，也是他的个人决定。他越有权力，就越不容易被揭发，那种被克格勃深深钉入等级制度里的畏惧会反过来保护他。无论怎么看，尼基塔·里耶夫都不会在伦敦待很久了，彼得预计他新年之后就会被召回莫斯科，分配一个荣誉性的闲职，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他走了之后，彼得就是新站长的最佳人选。
然而到了1979年12月，计划落空了。苏联突然出兵入侵阿富汗，迅速占领了喀布尔，一脚踩进战争的流沙里。北约国家纷纷跳起来谴责莫斯科，外交风暴席卷使馆和各地情报站。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注意力立即转向了中东，外勤们向喀布尔和邻近国家聚集，像水蛭蠕动着爬向流血的伤口。里耶夫的调动令一再延后，总部还是希望留一位经验老道的情报人员坐镇伦敦。彼得终究是太年轻了，莫斯科不放心在驶入雷暴的时候把船舵交给三十岁不到的小鸟。
最后，1980年新年到来的时候，里耶夫没走，反而是布兰登离开了伦敦。从1973年在马赛的首次会面算起，七年已经过去了，彼得至今还是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不确定布兰登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这位三十三岁的英国情报官被调往华盛顿，没有透露具体是什么职位，但彼得猜想多多少少和中情局有点关系。两人没有机会道别，彼得是在布兰登抵达美国后一周才被告知这件事的。卡罗琳·罗克韦尔成为了他的新情报官，彼得对此没有意见，罗克韦尔精通俄语，彼得总算可以用母语来做每周简报，而且这位苏联司司长非常了解克格勃和苏联官僚怪异的思考方式，时常令彼得惊讶。她也会为彼得准备茶和食物，不过那些曲奇饼、小蛋糕和薄荷糖孤单地呆在餐盘里，无人问津。
随着阿富汗战争越拖越长，驻外情报站也在被害妄想症里越陷越深。偷偷把文件带出使馆变得困难了，没过几个星期，连彼得本人想在工作时间外离开使馆也没以前那么容易了。里耶夫站长坚信军情五处和六处已经把使馆团团包围了起来，命令外勤们用木板钉起临街的所有窗户，办公室成了一个充满香烟烟雾的漆黑地狱，空气滞闷，汗味参杂着食物腐坏的臭味，但怎么也找不到异味的来源。报纸头版都是喀布尔战况，套在不合身制服里的苏联士兵，背景是荒漠；还有联合国催促苏联撤军的决议，和所有人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理报》，赞美着一个接一个胜利，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
1980年2月17日，站长里耶夫接到了总部的电报，命令他让手下的线人和特工“进入冬眠”，这很不寻常，通常只有在重大情报泄漏的时候总部才会指示线人“冬眠”，而伦敦站最近并无异常，彼得给巴黎站和就近的布鲁塞尔联络站打了电话，那边也风平浪静。他和里耶夫商量了一下，决定按总部说的做，发出了暂停所有情报搜集活动的指令。彼得坐立不安地等到傍晚，回到家里，把一盆铁线蕨从厨房挪到卧室的窗台上，这是紧急联络的信号，军情六处的人会定期观察彼得的窗户，没有铁线蕨就离开，有的话就立即报告罗克韦尔，但彼得不知道这些人每天什么时候来，或者每周来几天，只能干等着。
2月18日早上，彼得接到电话，总部让他去一趟巴黎，有一个突发的打猎任务需要他处理。这也不太正常，彼得已经好几年没当过猎人了，升职的一大好处就是不必再承担这些要挽起袖子亲自弄脏双手的任务。但总部十分强硬——话又说回来，他们就没有不强硬的时候——声称不信任其他外勤，上头的人指名要安德烈·奥尔洛夫的儿子。
他买了渡轮票，在码头徘徊，拖延上船时间，希望罗克韦尔能找到办法和他迅速说上两句话，但情报官始终没有出现，也没有六处的人靠近。船拉响了汽笛，彼得提着箱子匆匆上船，他没有用化名买票，寄望于军情六处能顺着他留下的面包屑推测出他去了哪里。
渡轮当晚在卡昂靠岸。有人在码头等着彼得，这也不是个好兆头。彼得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当场打昏带回莫斯科，差点转身逃跑，但很快控制住了这些疯狂的念头。让他略微松了一口气的是，那两个等着他的人并不是克格勃，只是普通的使馆雇员，很客气，陪着——也可以说礼貌地押送——彼得上了去巴黎的夜班火车。他试探着问这两个人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召到巴黎，但那两个人要不就很擅长装傻，要不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窗外一片漆黑，连农舍的灯光都没有，火车像是开在淤泥堆积的湖底。彼得试图睡觉，但车轮的碰撞声捶击着他本来已经紧绷的神经，他换了一个姿势，盯着玻璃上的影子，思忖着到底有什么在巴黎等着自己。
第26章
彼得被软禁了四天半。除了软禁，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他被关进那个招牌上画着鹳鸟的旅馆里，最宽敞的顶楼房间，恐怕不是为了让他舒服，而是防止彼得跳窗逃走。巴黎联络站派了两个克格勃守着房门，每天三次给他送食物，通常是面包和冷了的汤，出于彼得不太明白的原因，也有酒和甜点。守卫的态度并不粗暴，给他带来法文和俄文小说，甚至提出帮他买烟，但绝不让彼得踏出房门一步。
这地方日夜都能听到鸽子的咕咕声，很烦人。那些灰色的鸟儿就落在外面的屋檐上，昂首阔步，好像它们都是巴黎的国王。窗可以打开，但只能开一半，勉强够手臂伸出去，要是真的想爬出去，就得打碎玻璃。不过因为鸽子的关系，彼得宁愿把窗关上。每天从早上开始他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把有深绿色软垫的木椅子上，对着窗外。这里看不到街道，只有连绵的蓝灰色屋顶、镀锌小烟囱、天线和岌岌可危地摆在天台栏杆上的天竺葵，仿佛踩着屋顶就能直接走向远处浑浊的天空。需要思考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在铺了地毯的房间里一圈圈地踱步，在脑海里仔细梳理自己到达伦敦之后的每一个举动，寻找漏洞。房间里的有很多可以拿来当武器的东西，酒瓶，铅笔和他自己的领带，要是克格勃想把他放倒，那起码要损失三四个人，彼得不打算让他们好过，这想法多少让他安心了一些。
椅子可以拿来击碎玻璃，坏处是噪音无法控制。不过逃跑没有任何好处，他会从“可疑”直接变成通缉犯。要是克格勃真的有足够理由怀疑他叛变，彼得此刻就会被捆住手脚锁进地下室等候处置，而不是在旅馆里发呆。
第四天中午，守卫打开门，让彼得穿好外套。他故意慢吞吞地穿衣服，花了五分钟找领带。守卫一前一后把他押下楼梯，旅店前台没人，大门开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等在那里，挂着普通牌照，不是外交牌照。时间到了，彼得想，插在衣袋里双手握成拳头，总部把瓦西里派来了。
坐在车里的不是瓦西里，而是科里亚叔叔，比以往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像一个巴黎人，裹在粗花呢外套里，领子里露出一小截棕黄色丝质领巾。引擎没有熄火，空转着，车门刚关上，司机就踩了油门，彼得不得不抓住车门把手，稳住自己。
“抱歉，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科里亚叔叔侧过身，拍了拍彼得的前臂，“我也不喜欢搞得这么鬼祟，但小心一点总是好的，我们在外面有敌人，内部也有……在官方记录上，你这几天都在伦敦养病，根本没来过巴黎，明白吗？不管谁问起都得这么回答，好吗？你是个出色的年轻人，菲利克。我这次来，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谁叛逃了？”
老猫头鹰冲他露出微笑，就像人们看见听话的小狗把拖鞋叼过来的时候一样，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了，老克格勃交握起双手，放在肚子上，看着前方：“尤哈斯·科瓦奇，上星期五深夜走进了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申请政治庇护，英国人同意了。”
彼得的后背一阵发冷，“尤哈斯？”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
他的呼吸不能控制地变快了，彼得不得不咬紧牙关，熬过一阵突然袭来的晕眩感。上周五，也就是说尤哈斯已经叛逃超过一周了。科里亚叔叔在仔细观察他的反应，他的惊讶非常真实，不需要假装，但不能变成慌乱，也不能冷静得太快，必须在震惊和愤怒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他看向窗外，给自己一点思考时间。
“英国人知道什么了吗？我们在巴黎的人都安全吗？”
“不知道。”这是彼得第一次从科里亚叔叔嘴里听到这几个词，“没有人知道，小家伙。”车开上了桥，略微减速，老克格勃盯着窗外萧索的河岸，“莫斯科还不知道这件事，短期内我也不会告诉他们。这是‘家务’，我们一定要自己解决，不能引来K处，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
他当然明白，他甚至松了一口气，几乎在突如其来的宽慰里颤抖起来。特勤处和反间处之间的争斗意外地挽救了彼得。也就是说现在瓦西里毫不知情，没有人把叛徒尤哈斯和菲利克·奥尔洛夫联系在一起。只要他静悄悄地把这件事掩埋在“旷野”里，莫斯科什么都不会知道。
“尤哈斯在这里有正式外交身份，是吗？”他问科里亚叔叔。
“是的。”
“那我们还需要说服匈牙利闭上嘴。”
“这不是问题。”
“我们有办法知道他目前的位置吗？”
这是个隐藏了很多重意思的问题，科里亚叔叔当然听出来了，收回目光，上下打量彼得。年轻的克格勃不由得注意到上司是真的老了，皮肤像旧麻袋的皱褶，眼睛凹陷下去，像干燥沙地里的两汪浅水。疲惫从他身上飘散出来，犹如湿木柴闷燃时缓缓升起的呛鼻烟雾。说不清楚磨损他的究竟是岁月还是情报工作，还是两样都有。
车厢里只有引擎轻微的震动声。司机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几乎连呼吸都听不到，合格的克格勃司机。科里亚叔叔仍然没有说话。彼得刚才问的问题等于要求这位老间谍自愿供出手上的线人，这些线人都是几十年来慢慢积累的，一个对外情报人员的全部价值维系于此，所以他们都像守财奴紧紧攥着每一个金币那样保护手下线人的身份。
圣路易岛短暂地进入彼得的视野，一点树梢，一个房顶，然后它就被遮住了。汽车现在跨到左岸了，继续往南。一辆警车呼啸而过，高声鸣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