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傻二疯
“所以你都不觉得惊讶么？”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周梦蝶，本无区别。”武侯道：“再说，周穆王化人之喻，原本也自有深意。”
《列子》云，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百般不可思议的神通；周穆王痴迷于化人的法力，为之神魂颠倒，为之恍兮惚兮；然而倾尽国力取悦化人未果，最终仍是黄粱一梦，两手空空；于是终于领悟到神仙方术不过幻梦一场，于现实实无裨益。
武侯以此而作喻，暗示自然相当明白。所谓平行世界、时间穿越，当然是很玄妙、很奇幻、很不可思议的东西，但以大汉丞相如今的境遇，无论这个事情多么的玄妙奇幻，他都真没有精力去惊叹、去感慨、去漫无边际的畅想了；所谓朝乾夕惕，所谓日理万机，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弱小政权，从来都是非常艰难、非常辛苦，要榨干人一切心血的事情。
人的资本不一样，选择也不一样。武皇帝这种天命富贵的角色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有上不完的当，当当还不一样；但武侯不同，他光是维持这个局面，就真的已经竭尽全力了。
惊讶、好奇？那是国力充沛时才有资格做的奢侈举止。对于现在的武侯而言，他需要做的判断只有两个——第一，这件事是真的么？排除一切不可能，判定为真以后，立刻就进入下一个判断：这件事有什么用处，又会有什么影响？
冷静、高效、丝毫不拖泥带水，西蜀如今的行政效率，就是靠这样近乎冷酷的决断维持的。
老登咂了咂嘴，没有再说话。依照他平时尖酸刻薄的本性，被穆某人强力威胁打压一路之后，本该随时找个机会大开嘲讽。但现在……唉，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毕竟一腔心血都是为了存续他们老刘家的大汉，于是千万般阴阳怪气，此时都堵塞在喉咙，一句也无法说出了。
——他总得要脸嘛！
“……那么。”穆祺低声道：“丞相想必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了？”
“信件中已经略微提到。”武侯点一点头：“不过，如今仍有一些问题，恕我要一一问过。”
简单明了，干脆利落，迅速就切换到了高效而严谨的工作模式。与穆祺及刘先生这些闲散无事可以打个嘴炮就打半天的混子不同，大汉丞相拼了命也只能够挤出半天的闲工夫，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过多的抒情；刚刚的沉吟低语，缓声宽慰，已经是个人情绪可以表达的极限，而如今，他就得剥去一切外衣，直面最核心的问题了。
“信件说，诸位费尽周折，抵达此处，是助力于复兴汉室；这样的深情厚谊，委实是感激不尽，无以言表。”
丞相团团行了一礼，穆祺等赶忙回礼；而老登嘴角抽搐，也侧身向外避了一避，表示不敢受这个礼——他平日里当然不是什么谦逊守节的人，但此时此地，此种情形，要他为了“兴复汉室”而受人家的大礼，似乎也委实是尴尬了点：
兴复汉室？兴复汉室不本来就是你们老刘家该守的职责么？现在有人自愿站出来替你们老刘家呕心沥血的操心这件大事，怎么还好意思领人家的谢呢？
当然，老登这点微妙而诡异的心理，估计一时就实在没有人能明白了。诸葛丞相停了一停，又道：
“不过，不知诸位心中所要兴复的汉室，又是个什么光景？”
穆祺微微凛然，意识到真正的戏肉终于来了。政治的第一要义是区分敌我，在精诚合作之前，双方都要开诚布公，公开阐述自己所期望的政治路线，寻找共识、协调冲突、判断与对方联合行动的可行方式，尊重彼此的底线——如果用时髦一点的话说，大概应该叫“对齐颗粒度”。
这是非常郑重的事情，所以穆祺颇为紧张的思索了片刻，从衣兜中抽出了一张白纸——要让他现在构思出一篇逻辑清晰条理缜密的说辞，那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干脆只有毫无感情、照本宣科地念一念稿子。
事实上，就连念稿子这个动作都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丞相向他伸出了手。
“信件上说。”武侯微笑道：“穆先生可能不太喜欢在外人面前念稿，直接看稿子要方便一些。”
穆祺……穆祺在想象中对着贸然揭短的刘礼咬了咬牙，终于还是把稿子交了出去。
事实证明，直接看稿子的确快太多了。没有口音和断句等等不必要的阻碍，武侯从上到下一扫而过，迅速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
“足下文中说，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汉室’，什么是中央集权？”
考虑到几千年的差异，穆祺早先就在名词注释上下过功夫。所以他在兜里摸了一摸，很快又摸出一张新的纸条，不过犹豫片刻之后，还是把纸条递给了诸葛丞相。
刘礼说得没错，他确实很不喜欢在这么多人面前念稿子——尤其老登还抱着手臂看着他，一副随时准备挑刺的样子。
丞相将纸条看过数次，立刻发现了关窍：
“按照先生所定义的‘中央集权’，集中到中央的权力似乎并不——并不完全在皇帝的手里？”
顶尖高手总能一眼看出虚词修饰下的冷酷现实，而在这种顶级高手面前顾左右而言他搞政治诈骗，无疑是极为愚蠢的现眼行为；所以穆祺点了点头，伸手往兜中摸第二张纸条，同时思路迅速运转，琢磨着该怎么说服诸葛丞相接受这个颇为惊天动地构想。
事实上，穆祺本人对中央集权并无特别的偏好。一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个并不坚定的进步主义者，圆滑软弱的实用主义者，所以并不会在权力的运转方式上有什么偏执的信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哪一个更为合适，恐怕是需要理论家们讨论一千年才能决定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则远没有这么复杂，因为在东汉末年秩序崩坏后的当下，抛弃中央集权就等于将权力拱手让给了地方根深蒂固的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弘农杨氏一类，而那个结果嘛……
地方分权未必是坏的；如果执掌地方政权的力量能够高效运转，也未必不可以构建出一套稳定的封建秩序。但现在的问题是，有资格影响地方政权的士族实在是太菜了——菜到无可言说，菜到德不配位，菜到根本控制不住局面；那么所谓高效运转，乃至稳定持续，自然就是镜花水月，纯粹空谈了。
在政治上，最残酷最可怕的事从来不是什么吉列豆蒸，而是连斗争都不斗争，就放手将权力丢给最无能、最废物、最不配掌握权力的力量。因此，现在选取什么制度其实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得把老鼠赶下桌；尽快逼迫那群世家菜鸡把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染指的权力吐出来，分配给——分配给一批至少神经正常，不磕药、不发疯、不满街裸奔的人。
集权分权都不重要，没有世家是最重要。
当然，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确立可靠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削弱皇帝的地位。这并非是处于打压皇权的政治正确，而是冷酷理性的算计：就算权力真集中到了天子手上，也绝没有哪个绝世肝帝可以靠一个人运转这样庞大的权力，他必然要找人分享、合作、制衡；而局限于现在的生产力水平，皇帝可以分享权力的人选就实在太有限了——东汉在宦官外戚士族三个鸡蛋上跳了两百年圆舞曲，最终还是支撑不住、一败涂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已经犯过的错误，当然不能重蹈。所以长久之计，还是要寻找一个可靠的利益阶层，可以更加稳定的建立秩序、使用权力。
文彦博称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后世所讥；但实际上，除非彻底抹消封建国家的暴力属性，来个跨越千万年的跃进，否则天子总是要与某些人共天下的。关键在于这些“人”，或者说利益集团是否靠谱——西汉前中期与同姓藩王、与军功列侯、与外戚共天下，事实上也混得非常不错；反倒是武帝之后大权独揽，设立内朝架空外朝，却在几代人里连连翻车，最终把政权倒贴给王莽了事。
所以，在穆祺的心中，“中央集权+限制皇权”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不搞中央集权，就不能赶老鼠下桌；不搞限制皇权，就不能阻止奇葩皇帝发癫。两样缺了哪一样，都有可能复刻南北朝以来的错误，搞出一个完全的类人体系。
不过，中央集权也就罢了，所谓“限制皇权”云云，恐怕会给古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穆祺稍一犹豫，还在斟酌说服的用词，却听诸葛丞相道：
“如果集中来的权力并不由皇帝全部掌握，那么天下重担，该由谁来负荷呢？”
穆祺愣了一愣：“当然由四海英俊奇绝之士，共同担下这一副担子。”
皇帝应该和谁“共天下”？如果按照政治书的标准答案，应该是一个久经考验后富有先进性（相当先进性也是先进性）的利益集团。但历史这玩意儿不是神学，不会有哪个仙人蹦出来屈指一点，强行钦定一个先进性；所以人选的抉择，往往也很难断定。不过还好，现在他们不必纠结这个问题；持续数十年的汉末乱世是最大最有效的过滤器，能从那种彻底的秩序崩坏中侥幸存活乃至展露头角的人物，肯定都是当世一等一的英才——而现在的关键，就是建立一套可靠的体系，将这些人选拔出来、磨砺出来，能够顺畅地与他们分享权力，建立一个稳妥的政权。
当然，分享权力这种事情总是很敏感的，所以双方的回答都是极尽含蓄，小心翼翼，尽力用“天下重担”这种婉词来掩饰最尖锐森冷的内核。甚至在婉转解释完自己的意图之后，穆祺还费尽心思，琢磨着要往回找补两句，免得把场面搞得太僵。但丞相稍一思索，点一点头：
“这也不错。”
“我是想说——诶？”
穆祺霍然瞪大了眼：
“什么——我，我是说，不知丞相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穆先生的建议是合理的，完全可以答应。”武侯平静道：“当然，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商讨，权责的交割也需要从容讨，但无论如何，基础的原则上总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后续的事情可以后续处理。”
穆祺：……喔？
大汉丞相的时间还是太紧张了。在寥寥几句，初步达成最基本的共识之后，这场会面就直接变成了互揭底牌的叫牌；双方一个一个揭开自己的条件，能够统一意见的迅速通过，稍有分歧的容后处理；没有拉扯、没有纠葛、没有无聊的争论，整个流程类似于流水线工作——穆祺从兜中不断摸出小纸条，丞相则一一接过，迅速过目，然后简短答复，或者用随身的炭笔简单记上几笔；等到穆祺最后一张纸条摸完，整个会谈也就算大功告成——全程还不过一刻钟的功夫。
雷厉风行、当机立断，丞相府的办事效率就是这样的高效迅速。或者说，也只有这样的高效迅速不内耗，才能维持一个残山剩水的政权强力运转，以一州而敌九州的现状。
不过，对于穆祺来说，这样的效率未免就过于天方夜谭了。他上一次穿越是在大安，大安中枢的反应速度与澳洲考拉相仿，批一张擦屁股的纸都要走二十几道流程；这一次穿越是在西汉，西汉的效率当然好上很多，但因为某些个人恩怨问题，他也把太多时间浪费在了和皇帝——包括死的以及活的——彼此阴阳怪气、勾心斗角上，所以面对这样的局面，难免会摸一摸衣兜，生出匪夷所思的梦幻之感，只觉着根本不像是现实。
事实并不会以他的恍惚而转移；在高效过完一遍流程之后，丞相再次起身，明白不过地显露了告辞的意思——能够挤出半个时辰见面，已经是日程的极限了；实际上，武侯今日本来就要到城南视察粮仓，才能顺道到石室看一看，否则根本抽不出空。
不过，在武侯起身时，沉默了半日的刘先生忽然开口了：
“我想到成都城中看一看，不知是否可以？
第83章
丞相告辞之后, 刘先生在成都呆了大概一日，直到时近傍晚才姗姗返回。因为先前有过吩咐，所以卫青霍去病并未跟在身后, 先行回到军营等候消息。但在见到了皇帝返程时的表情之后，他们仍然颇为惊讶——因为那z个表情相当古怪, 既不像是高兴, 也不像是愤怒, 但也绝对说不上平静；总有——总有一种无可言说、无从分辨, 却又若影若现、令人如鲠在喉的纠结感。
穆祺对这种反应嗤之以鼻。
“口嫌体正直而已。”他信誓旦旦的告诉两位将军：“这种反应我见得多了, 一点也不奇怪，根本不必多介意。”
冠军侯：……什么？
“我敢肯定，皇帝陛下在成都城逛了一圈, 眼之所见，耳之所闻, 一定没有找出什么特别的瑕疵来。”穆祺冷哼了一声：“就大方向来说, 治理没有瑕疵当然是好事，毕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兴复汉室的大业, 自然是越缜密越完善越好。但对他本人而言, 这个结果就未免刺眼了一点——特别是考虑到之前在东市的经历。”
显然，皇帝陛下在成都城东游西逛问了一圈, 即没有找到敲诈, 也没有找到勒索；那这么一来, 问题自然就浮现了——他们先前在长安城中遇到的敲诈和勒索又算什么呢？
要知道，西蜀的政权还是一个安顿不过十余年的残缺集团, 制度草创人心不稳，在外还有强敌压顶；在这样艰困苦难的的前提下, 人家都能把政治秩序搞得这么好这么妥当，那定鼎七十余年的大汉治下，那原本并不怎么显眼的小小缺点，就突然间变得凌厉刺眼，难以忍耐了。
要是古今中外，大家都一样烂，那可能刘先生也不觉得什么；但现在骤然跳出来一个别人家的孩子，那他肯定要大受刺激，并为之破防了。
当然，刘先生一向不会把时间内耗在自我折磨上；一旦心理防线被突破，那他的愤怒会立刻四处爆发，随机炸死一个不长眼的缺德货色。
“上一次雷霆震怒，葬送了一个京兆尹、一个内史令，这一次被刺激破防，又要葬送哪一位高官？”即使对着卫霍，穆祺也绝不留情面：“当然，葬送了高官能换来秩序改善，那也算物有所值，并不亏本。但以现在的局面，到底要填进去几个高官，才能让陛下满意？”
卫青稍稍有点尴尬，不觉移开了目光。作为相随几十年的大臣，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皇帝的作风了。长久以来老登的管理思路如出一辙，从来是不换思想就换人，用人选人固然不拘一格，杀人罢人同样也是毫无顾忌；而如此凌厉粗暴的作风，屠官如泥沙的思路，也必定会筛选出最精明、最敏锐、最有才干——同样也是最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人物；这些人一定可以完成皇帝期许的目标，但至于完成目标的代价如何，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在卫青的记忆里，上一世皇帝也曾为长安城的治安动怒，为了恶少年肆虐市井的事反复问责京兆尹；只要问题稍一拖延，立刻是铁棒横扫，大力换人，最后换来换去，换到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酷吏王温舒头上。
实际上，与长安官吏敲诈勒索的问题一样，恶少年肆虐市井的事情也是京师不大不小的顽疾，牵涉到权贵干政外戚跋扈游侠为恶，里里外外一通乱麻，绝不是轻易可以料理；治大国如烹小鲜，本来就该精心慢慢料理，才能在秩序上稍稍见成效；不过酷吏却自有酷吏独特的法门，王温舒上任不到半月，立刻就派人将恶少年统统拘捕，驱赶入郊外的山洞中封死洞门，绝不放一个走脱；等到一个月后里面的人全部饿死，他才下令打开洞门，用木板车将尸体逐一运出，当街排列，公开展览——时值盛夏，尸臭熏天，遍于四野，京城内外为之战栗；治安立竿见影，立刻就到了路不拾遗的境地。而代价嘛，代价就是四郊的农民吓得魂飞魄散，好几个月不敢进城做买卖，搞得长安城蔬果断绝，好多人便秘得拉不出屎来。
上一次是治安崩坏，叫皇帝不满，最后献祭了上百个恶少年了事；如今吏治腐化更叫皇帝破防，那重压之下，又要多少人头才能解决问题？
真要是割人头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反正皇帝从来不在乎人头。问题是卫青隐约感受到，就算把人头像稻子一样一茬一茬的割下来，就算在长安杀得尸横遍野血入沟中，把基层官吏彻底清洗一遍，可能也没办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要是皇帝再次穿越驾临成都，搞不好还会再破防一次。
所以…………
“那位诸葛丞相。”他犹豫片刻，低声道：“治政理事的水准，当真如此高明么？”
“如果以史书的评价而论，大概是管、乐之才，兼而有之。”穆祺脱口而出：“如果以实际效果而论，那就是以西川一州之地而力敌曹魏九州，还能在国内维持一个清明而稳定的政治秩序，所谓遗惠在民，千年不忘……不过，才能实绩，其实还在其次，治理这样如履薄冰的小国弱邦，执守的第一要义，还是在于德行。”
所谓德重于才，所谓操守大于能力，这样迂腐而又古板的言论，听起来不像是出自穆氏这种神经病之口，倒像是某个道学先生的宣教。但实际上穆氏很少在诸葛丞相的事情上发神经，他郑重其事说出这一句话，是真正有感而发，思索了很久之后才下的定论——到了某个层级上，德行、操守，或者说政治理念，还真就比能力更加重要。
当然，这不是说才能就不要紧。政治是分配利益的交易，精妙的分配技术与灵活的处理手腕可以极大程度减少交易成本，更好更方便的实现自己的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才华都是非常好的工具——譬如张汤、譬如公孙弘，皇帝用他们用得得心应手，这就是才能的好处。
可是，政治关乎利益，但有时候也不仅仅关乎利益。无论手腕多么高明精妙，人终究都是要归西的，人死灯灭万事皆空，只要两腿一蹬，再多手腕计策也无从施展，千万般顾虑都只有留存后人——而到了那个时候，一切生前的利益制衡都无法再生效的时候，你又怎么能保证后人规行矩步，严格遵守你的路线呢？
北伐中原可以说是才能，坐镇西蜀也可以说是才能；但武侯升遐后数十年之后，董允费祎姜维仍力行不辍，呕心沥血撑持局面，挣扎着求索复兴汉室的微薄希望，那就实在不能用什么超凡的才华和手腕，甚至不能用“追先帝之殊遇”来解释了——董允等也就罢了，姜维是魏国降将，生前从未见过昭烈皇帝，更遑论什么“恩遇”；他为西川尽力竭力一辈子，甚至到大厦崩塌、人力穷尽之时，都还要奋力做最后一搏，“欲使日月幽而复明”；这样的举止，总不能说是诸葛氏手腕高超，施展了什么魅惑之术吧？
说白了，不过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老师如此，徒弟亦如此，当姜维做最后一舞时，他所顾念的就已经不再是什么利益与恩义（在阿斗投降之后，一切的利益与恩义也就都两清了），而是某种宏大的、高远的理念。
思想是远比刀枪更可怕的东西，信哉斯言。
当然，能被思想和操守打动，无私到可以舍生忘死的人肯定是少数；但天下的大事，本来也未必需要有多少的人手。舜有乱臣五人而天下治，同心协力、志同道合的盟友，五六个也就够用了。没有内耗与猜忌的小团队往往能在效率上吊打臃肿官僚的大团队，这是世上反复验证过的道理。
不过很可惜，作为效率上被吊打的大团队的首领，刘先生的心情就未必能有多好了。穆祺猜也能猜得到，刘先生逛了一圈大为破防，破防的不只是治理秩序的巨大差异，更是这种巨大差异的不可复制性；成都城的秩序是靠武侯事必躬亲、样样过问，硬生生内卷卷出来的，皇帝陛下能经得住这种内卷吗？西蜀的政治清明是靠着上下通心、以身作则，道德感化加严厉刑法维持的，皇帝陛下的朝廷能够做到吗？
当然啦，我们公允一点说，武皇帝这一辈子也不是没有上下同心过，从实践上看，他与卫霍的心思就蛮一致的，同样是充分信任减少内耗，才能压着匈奴来回揉搓；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对内政治方面——唉，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皇帝能够信任公孙弘和张汤吗？公孙弘和张汤能够信任皇帝吗？就算皇帝脑子进了水真决定要信任一波大臣，那恐怕君臣交心的真话还没有说完，丞相和御史大夫就要活活吓死在朝堂上了。
无有办法建立互信，所以只有用暴力和权谋强压，靠着数百颗人头强行堆出一个光鲜的结果。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正因为已经失去了德行，才只能走暴力恣睢的道路——某种意义上，西蜀的存在就是对皇帝陛下极大的嘲讽，嘲讽他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失德”了。
即使再我行我素、持心刚硬，一个封建皇帝肯定还是对“失德”这样的评价极为反感，乃至大受刺激；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亲信的臣子都会尽量避开话题，免得给君主脆弱的神经制造更多的负荷。但很可惜，穆祺却绝没有这样的体贴，即使是当着人家最贴心的心腹，他也要畅所欲言，直抒胸臆：
“圈子不同，不必强融。武侯的政治操守和感召能力，天下本来也没有几个能够比拟。皇帝陛下很不必好高骛远，自讨苦吃。”他理直气壮的说：“以我个人的见解，办事还是要务实一点，我劝陛下把内政的打法，把治国的理念先搞懂，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做起。内政上输武侯其实也没什么，但过于急功近利、不计后果，到时候恐怕还要往前输文景、往后输昭宣，乃至输光武，那才真是脸皮——那才真是难以粉饰呢。”
卫青、霍去病：？？？！
什么叫“输给武侯也没什么”？这不等于是直接摁头指定皇帝陛下不如诸葛氏了吗？
还有，你那最后一句分明是“脸皮都不要了”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大概是太直接太赤裸太没有粉饰了，两位将军目瞪口呆惊骇欲绝，居然一时还忘了强力捍卫名誉。而穆祺与各类危险人物打了这么久的交道，同样也非常明白拱火的技术，知道这种嘴臭攻击要义就是一个快字；他放完怪话以后环视一圈，拍一拍屁股拔腿就走，绝不给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反应过来强力反击的机会。
放完垃圾话就跑，爽！
穆祺两步溜出营帐，挥一挥衣袖，不留下半点踪迹。片刻之后，营帐中灯火照不到的阴影处才传来一声冷哼。刘先生从侧门中一步踏出，脸色极为冷淡。
显然，从刚刚穆祺大放厥词、阴阳攻击之时，老登就已经在暗处听到了。只是不知道是何缘故，居然没有站出来立刻回击，反而纵容着穆某人喷完就跑，此时才姗姗现身。
背后听人蛐蛐小话，难免有些尴尬。但更为离奇的是，面对神色诡异的两位大臣，刘先生居然没有就穆某人的无礼再多说一句，他看了一回，冷冷开口：
“他们两个已经商量好了，要在最近谈援助的细节。”
“他们两个”指武侯与穆祺；“援助的细节”，则是复兴汉室的具体方式。双方合作肯定不是空谈，还得一步一步落到实际上；穆祺先前就与武侯达成了共识，决定要以西川的织物来交换营帐中堆积如山的牛羊肉和毛皮。作为合作的良好开端，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一笔小小的生意，决定一定要不惜工本，把事情办好。
当然，这里的“不惜工本”中很可能夹杂着穆某人的私心。比如冠军侯就非常清楚，穆某人到现在都在悄悄策划，预备以“有来有往”的名义邀请武侯穿越大门，到汉军营帐中一叙；最好——啊——最好还能拨冗参观汉军攻入匈奴单于庭的入城式，在宏大的仪式上订立双方的第一份合约。
显然，就是傻子都看得出来这一份安排的真正居心；但是——唉，但是，出于某种同样不怎么好示人的居心，偶然间知晓此事的冠军侯有意无意的把事情瞒了下来，并没有对外泄漏，而是坐视穆祺筹谋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