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傻二疯
“人总要实事求是。”穆祺道：“公允来讲，北宋的儒生在纠正五代十国遗留的堕落邪恶风气上，还是有巨大成就的。”
北宋当然是一个保守的、偏安的、腐坏的政权；但天下的事情要看和谁比，和唐末五代十国比起来，带宋的儒生当然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的说一句他们劳苦功高，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无论如何，那种活人相食、伦理扫地、人间猛似活地狱的五浊恶世；那种毫无底线、毫无顾忌、毫无秩序可言的究极修罗场，终究是被儒生们用经术典籍、用圣人之学，用数十年数百年的呕心沥血，给一点一点的扳回来了——这就是人家的功绩，不容抹杀的功绩。
自然，这个纠正的力度是很可疑的，从后来金人一到秩序崩溃，上层骤然放出的那一堆妖魔鬼怪来看，宋儒恐怕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纠正过五代的弊端；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谈论数百年的心性道德和天道伦理，到头来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只能将五代的恶毒惯例暂时囚禁起来而已。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终究只是虚妄。
不过，虚妄归虚妄，人家至少还是做了点事情的。如果因为末世的混乱颠倒而一概否认，似乎也不符合常理。再说了，同样作为统合人心的意识形态，儒家在同时代的表现其实也不算差。
“陛下还是要知足。”穆祺道：“至少在靖康南渡之后，儒生还是在自我反思、自我批评，试图纠正以往的学说。这已经很难得了。”
刘先生冷笑了一声：“这也叫难得？”
“当然了。”穆祺道：“毕竟还有各种宗教垫底呢！”
同样是被国家奉为圭臬的意识形态，北宋灭亡后儒生痛定思痛，引咎自责，还是做了不少深刻的反省；但身为罗马国教的十字教徒，在帝国灭亡的惨痛背景下，推论出的原因却只有一个：
——罗马人种不行。
所以说事情还是要对比来看，如果你觉得儒生整天搞那套“圣人的本意是好的，都是下面执行歪了”的赢学已经够抽象了；那你就该转过头来看看宗教的反思——在宗教教义中，一切都是至善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本意是好的，执行也绝不存在任何问题。那么，为什么还会有惨痛的失败、绝望的屈服呢？
喔，那是因为你们下贱、卑鄙、邪恶，人种不行、智力不行、道德不行，哪儿哪儿都不行；你们活该领受失败，你们活该被征服，你们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宗教的完美，明白了吗？
人还是知足的。至少儒生没有疯到因为一场惨痛的失败就宣布汉人人种不行吧？当然啦，如果哪个儒生真蠢到这种地步，那大概大汉的廷尉府就要承受莫大的压力了——他们恐怕真要发明出天下最为残酷暴虐的刑罚，才能稍稍平息皇帝的怒气呀！
吾日三省吾身，好歹儒生装模作样，还真愿意反省反省；但这个世界上赢学无数，能够反省的真的已经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了。
这个安慰似乎没有什么作用，至少刘先生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
为苏莫解决完大半的名单之后，穆祺终于拿到了先前交易的名额，足以将近千吨的生鲜货物运输过“门”的名额——据苏莫说，他穿越以来，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福利，日积月累，才有现在的规模。现在一次□□割出去，似乎已经足以满足大汉方面的需求了。
于是三日以后，长安朝廷颁布公告，先行定下了劣币案中相当从犯的处理办法——涉及主干的要犯还需要皇帝亲自审问，但其余瓜葛的小卡拉米却可以由丞相及御史大夫决断；而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一份提前发布的公告，无疑也宣布了之后处理劣币案的最终方针——是大开杀戒还是宽容处之？生死存亡，就看这一把了！
还好，虽然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在长安城看血流成河的局面。但朝廷（或者说皇帝）似乎还是有克制的；第一张发布的公告只是杀了少府里直接参与铸造劣币的官吏百余人，将知情不报的黜落为城旦，次一等的则流放——手段非常酷烈、刑罚非常严苛，但总的来讲，在本朝天子历年来所兴的“大狱”之中中，这种处置真的不算过分了；大家之前还以为，这一开始就要腰斩个七八百人助助兴呢！
不过，唯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流放”的处置。流放也是很残酷的刑罚，但终究还有一条命在，如果流放地的长官脾气好敢担当，说不定慢慢还能边陲混出头来。可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朝廷到底是怎么安排的——丞相及御史台只是做出了流放的决议，之后却是一直拖延，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将流放的具体安排下发给有关部门，搞得下面完全无所适从；更不必说，被抓来判流放的犯人们在牢中惶惶不可终日的等了许久，等来的却是一个签筒——朝廷明令，居然是让他们抽签决定自己流放的地点！
这合理吗？这正常吗？这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
最儿戏的是，抽出来的签文也是莫名其妙；流放到西南夷乃至南越都可以理解，从匈奴处撕下来的河西走廊乃至河套确实也需要人开发。但签筒中居然还有大量的古怪的地名——什么天水，什么辽东，什么冀州——这也不是偏远的地方啊！流放到这里，能算什么惩戒呢？
当然，没有人敢在这种问题上与朝廷刨根究底，所以无论再如何的迷惑不解，此时也都只有瞠目结舌，默然不言而已。
理论上讲，这样的判决真是荒谬透顶，这样的流放地简直闻所未闻，确实滑天下之大稽。但不知为何，远在军中的天子却没有对御史台及廷尉的荒谬举动表示出任何意见——实际上，冗长的判决文书被送入军营后又被原封不动的送了回来，估计只是被随行的侍中检查过一回，皇帝再批一个“如律”了事。
与这样的漠然敷衍相比，天子在另一方的动作却要大张旗鼓、震动人心的多。当月十五日，居于军营中的皇帝时隔数年再下求贤诏书，召集长安及关中儒生及百家之士，至军中共同议论大道，以“启沃圣心，为万世法焉”。
圣天子与贤士坐而论道，这绝对是足以留名千古、永垂不朽的宏伟功业，可以戳中每一个儒生□□的浪漫事迹——只要是读过周礼、春秋的士人，谁没有羡慕过当年商汤伊尹、周文王姜太公的君臣佳话？大家皓首穷尽、呕心沥血的时候，又有谁没有期盼过一个仁慈、高明、善于识人的大爹，能够草莽中拔擢自己、赏识自己、任用自己，放手自己一展所长？如今机会降临，怎么让人不由心中生出激动来！
谈恋爱的有娇妻文学，读圣贤书的就有娇臣文学；一个幻想有无所不能体贴英俊的夫君，一个就幻想有贤明伟大高瞻远瞩的主君。甚而言之，因为读圣贤书的普遍文学素养更高，人家幻想的素材还要更丰富、更高深、更具有审美上的价值——
啊，又幻想了；幻想皇帝一眼就看出自己的才华，幻想满朝大臣惊为天人，幻想前辈老登自惭形秽，让一步地，幻想自己春风得意，驰骋长安——
总之，抱着这种完全可以理解的幻想，儒生们动作迅速，纷纷离开学堂，奔往军中，赶赴他们与天子的爱情蜜月。到军中通报住下之后，先一批到来的儒生各自领到了一张白纸，要他们回答皇帝的疑问。
——喔，策问嘛。大家都熟，没什么的。
儒生们自信满满地展开纸条，看到了御笔亲书的命题：
【何为道？】
第128章
“要和儒生辩经, 就绝不能在他们熟悉的范围打架。”
穆祺盘膝而坐，双手拢在袖中，神色严肃之至。而在他头顶, 一张悬挂的白纸飘飘扬扬，上面写着墨色淋漓的几个大字：
【辩经探讨会】
是的, 在劣币案的事务大致了结之后, 同样也是在见识过后世儒生的种种变形之后, 皇帝——两个都是——终于可以腾出手来, 与大汉的儒生做最后的决断了。
简单来说, 他们打算和儒生搞个大辩经。
显而易见，这种温文尔雅的、文绉绉的斗争方式，其实并不符合皇帝们的口味；以往日的经验来看, 刘家皇帝更擅长动手而非动嘴，更擅长大青蒜而非大煸荆；之所以舍易求难, 一是因为投鼠忌器, 不能真与儒生完全翻脸；二则是他们自己也有相当的信心——他们不是还背靠着大汉儒生永远都不能企及的后援，掌握着儒生们梦寐以求的经论原典么？全本《尚书》打残本《尚书》, 这怎么不算优势在我呢？
可惜, 穆祺一盆冷水泼来, 直截了当地浇灭了一切幻想：
“一本《尚书》，又抵得上什么！”
刘先生大为不解, 抑且有些恼怒：“如何不行？孔门诸经典之中, 本就以《尚书》为尊！”
“那也只是诸经典中的一部而已。”穆祺道：“而且要辨别真伪, 向天下人证明我们手上的《尚书》真是全本，那耗费的精力, 恐怕将无可计量——现在哪里还有一个伏生，可以为我们作证？难道陛下真要锱铢必较, 一个字一个字的和儒生争论么？”
确认古籍的真假，本来就是天下最难最繁琐的事情。原本历史中《古文尚书》辨伪的官司，由上到下打了整整一千年，千百万儒生大家纷纷下场，斗得是山河破碎大道磨灭，到最后也没有撕扯出一个名堂；还是先进技术横空出世，硬生生从出土竹简中复原出了真正的《尚书》，才算勉强了结这一桩公案。那么，如果失去了先进技术的强力辅佐，没有降维打击的超绝效力，皇帝又打算怎么说服儒生呢？
总不能靠皇权钦点吧？那等于自动在辩论中认输好不好？
刘先生不说话了。坐在左侧的正牌天子（活着的那个）淡淡开口：
“那该如何对付？”
是你建议不要对儒生搞大清洗的，是你首先开始和儒生辩经的；现在到了紧要关口，当然就得你全权顶上，一刻不许松脱——这就是武皇帝的用人法则，从来不会给你敷衍甩锅的机会。
“当然是要扬长避短，挖掘儒生最根本的弱点。”穆祺道：“毕竟，只要陛下还在位置上，我们就有绝对的主场优势，可以随意挑选话题、决定规则……”
“根本弱点。”天子抬了抬眉：“什么根本弱点？”
他和儒生打了这么久的交道，怎么不知道这些士人有什么根本弱点呢？以他的见解来看，这些儒生唯一的弱点——或者说满朝文武唯一的弱点，大概就是作为碳基生物，并不怎么耐杀——但现在他们不能玩刀子只能玩嘴皮子，那不是就直接抹消一切缺点了吗？
“这也正是我要强调的重点。”
穆祺显然有备而来。他伸手一扯，第一张白纸刷一声落下，露出第二页的四个大字：
【形而上学】
“如果是宋朝之后的儒学，那其实体系已经非常完备，辨经很难有胜算。”他从容道：“不过还好，现在是儒学的草创阶段，而正因为一切草创，积累不多，所以才会有它最严重的疏漏，辩论中决计无法逃避的要害——现在的儒学，在形而上的抽象思考上，实在太薄弱了。”
皇帝皱了皱眉，脸上渐渐露出了茫然之色；他转过头来，同样在卫霍脸上看到了相似的迷惑——这倒是令他颇有安慰，意识到并非是自己不学无术；不过诧异之情，却也油然而生了——以穆氏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在儒学说出连自己都不懂的见解呢？
“形而上……？”
什么怪词呀？！
“请容许我尽力为陛下仔细解释。”穆祺道：“首先，儒学的本质是一门哲学，这一点没有问题。那么，在经历漫长的争论之后，人们对哲学探讨的问题，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共识……”
哲学是对事物的思考，所以，古往今来的人们一般公认，在抛开种种花里胡哨的文字修饰之后，一个可靠的、优秀的哲学，至少应该思考以下的内容：
第一，世界观；或者简单粗暴来讲，对于世界本质的探索——你认为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你认为这个世界服从什么样的规律？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什么样的？这是一切问题的基石，所有思考的基础，哲学的最初公设。
有了完备的世界观以后，哲学才开始衍生出方法论与认识论——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如何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如何利用规律改造世界、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变得更好、更完善？这是哲学回应这个世界的工具，解决问题的利器。
有了基石，有了工具，才有了具体的道德取向、详尽的价值判断，才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就是最具象、最详细的“价值观”。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抽象的，所以被称为“形而上”，价值观是具体的，所以被称为“形而下”。但无论形上形下，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都是紧密瓜葛，断然不可切割——没有具象的价值观，抽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就无法落到实处；没有抽象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摇摇晃晃、难以推敲，根本不能经受思辨的考验。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原始的儒家根本没有回答过形而上的问题；儒家圣人们从来没有定义过属于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穆祺双手一摊，神色自若：“陛下很熟悉儒家经典吧？那请陛下回答我，经典中反复提到‘天’、‘天道’、‘天命’，那么，圣人们解释过什么是‘天道’、‘天命’么？”
皇帝：…………
皇帝目瞪口呆，两眼发直，默然不语了片刻；而在这片刻的功夫里，他竭尽所能，快速过了一遍自己记忆中的经典——什么是“天道”？《论语》只谈仁爱，好像没有相关内容；《春秋》微言大义，当然不会讨论这样宏大的东西；就连最接近谈玄论道的《易经》，最接近谈玄论道的《易经》——
皇帝的额头冒出了冷汗；他下意识望向了卫青——长平侯功成名就后延请高士，是踏踏实实学过一遍《礼》、《易》的，换言之，卫将军对易经的了解也不算差，或许可以发现他疏忽的内容。可现在，卫将军也是愕然不语，神色奇特之至……
“不用想了。”穆祺叹息道：“答案就是没有。儒家圣人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说得再刻薄一点，他们甚至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
或许是敬鬼神而远之，或许是过于实用主义，孔子确实不怎么在乎这样玄妙高深、近乎于以空对空的抽象思辨；他更在乎的是具体的道德律条，是现实中可以感知、可以触摸的礼制与规矩，仁政道义。“《论语》万言，无一字虚谈”，每一句都是实的，都是具体的，绝不整虚的。
这种完全实用的取向，放在一个政治家或者大学者身上，或许没有什么；但要是作为一门哲学立身的根基，那就会存在巨大的问题——没有世界观，没有方法论，没有一切的基石，你的道德是从哪里来的？
随便举个例子吧，《论语》云“仁者爱人”，大家照本宣科，也居之不疑；但如果有杠精非要刨根究底，问一句“为什么‘仁者爱人’”呢？
如果遇到腐儒朽儒，大概会硬顶一句“天经地义”——没有为什么，不许你问；但要是大儒学养深厚，大概会愿意多解释一句：“这是圣人的教诲，我们都要向圣人学习，当然要遵从他的教诲。”
好，那么，“为什么孔子是圣人呢？他有什么不一样的？”
到了这一步，问题也不是没法回答，为什么孔子是圣人？因为他是“天之木铎”，从上天那里领悟到了治理人世的大道，所以我们这些凡人都应该向他学习，才能提升自己，明白了吗？
很好，很好，到这里步步相逼，终于可以揭出最后一张大牌了——你说孔子是“天之木铎”，那天是怎么样的？你说孔子从上天那里领悟到了大道，那他是用什么法子领悟的？这样的法子可不可以公开出来，大家都来领悟领悟？
大儒：…………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平日里看着没有二两，但只要在辨经中一上称，那就是一千斤都打不住。事实上，数百年后佛教东传，这种在天竺血肉磨坊里辨经辩出来的完整哲学，仅仅只要一个照面，就把儒家打了个丢盔弃甲、屁滚尿流，以至于在思想领域节节败退，几乎已经守不住老家。
佛教东汉传入，南北朝流布，而至晚唐之时，大儒韩愈环顾四周，已经不是佛塔，就是布施，于是油然生悲，慨叹“道统将亡”——当年孔老夫子率七十二弟子周游，所到之处，贵族国君竭诚欢迎，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怎么短短数百年的功夫，此处竟要沦为儒生的葬身之地了么？
当然，道统还是没有沦亡，儒生也还是守住了高地；但其中的艰辛酸楚，则不可与外人言说——韩愈还只是悲哀道统沦亡，但本质也没有搞清楚儒家为什么会斗不赢佛老；还得是宋儒磕磕绊绊摸索几代人，才发现是底层代码出了问题，上古设定缺失严重，自己必须得给老祖宗填这个天大的漏洞。而整个填补的使命，即概括为张载不朽之“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搞清楚天道是怎么回事，整一套可行的世界观；
为生民立命——命自天降，要打通天人之间的关节，搞清楚人如何获取天道、掌握规律，敷衍一个可行的方法论出来。
为往圣继绝学——孔老夫子挖坑不填害死人了，大家咬咬牙把坑填上吧！
为万世开太平——这样就能天下太平了吧？
所以，横渠四句之所以伟大高深，不在于什么成功学的鸡汤、不可理喻的狂想，更不在于什么玄幻奇妙的“文气”，而在于真真切切的现实——它意味着，在被佛学毒打了几百年后，儒生终于搞清楚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发力了。
喔当然，搞明白问题不代表就能解决问题。认识到儒学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缺失，花了士人们几百年的时间；而解决这个缺失，则又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范仲淹王安石三苏二程前赴后继，带宋最聪明的脑袋瓜一个接一个的往里面跳，大家绞尽脑汁耗竭心力，完全是拿性命堵上的这个大坑——这里是字面意义上的“性命”。
显然，如果范仲淹王安石三苏二程等超一流的人类群星，都还要数百年时间才能填上原始儒学的大洞，那么以儒家现在这样简陋而原始的状态，当然更不能应付后世的“大哉问”——这就是他们的软肋。
“……所以，辨经的问题不能太细。越抽象越好，越宏大越妙——汉儒不是宋儒，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在温室中长大的……”
皇帝的脸一僵：“什么叫在温室中长大？”
“字面意思。”穆祺道：“陛下以皇权扶持，揠苗助长，搞得万马齐喑，没有学派敢和儒生公开辩论，于是这样重大的逻辑漏洞居然可以延续数百年，一直没有被人戳穿——某种意义上，也算是‘爱之足以害之’了吧。”
垄断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就忙着和皇权搞吉列豆蒸脸，谁还关心什么逻辑体系、严密基础？反正辩论不过直接捂嘴，铁拳在手你奈我何。反观佛学，那是天竺那种养蛊圣地硬生生玩嘴玩出来的顶级高手，是靠着辨经不过斩首以谢一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究极卷王，那嘴皮子上的功夫，相差何以道里计？无怪乎南北朝分立之后，一旦失去皇权拉偏架，大家公开一对一斗嘴，儒生就要丢盔弃甲了。
不过，现在是没有外来和尚出面重击儒生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只要皇权不再作死偏袒，那么效法以往三教辩经的成功经验，也足以轻易制服此时还残缺不全的儒学——轻易制服。
“所以，策论的辩题一定要注意。”穆祺最终下了结论：“越宏大越好，越玄深越妙，越是‘大哉问’，越能触及到儒学的盲区，逼出内部的缺陷，乃至于分裂——只要他们分裂了，我们也就赢了一半。”
他平静的论述完这残酷的谋算，随后伸手一扯，露出了最后一张白纸：
【何为道？】
相比起先前求贤的策问。这一次在军中举办的论道策问则要宽松很多。先前的策问必须是州郡诸侯推荐的贤良高士，这一次则广开门庭，稍有一技之长，即可入门下论事；先前的策问规制严谨，被召来的贤良全程不许与外人稍有接触，这一次的限制则散漫放松许多，士人们可以自由出入考场，彼此议论心得，策问场地的四面甚至还堆有大量的书籍——这是陛下特赐，以白纸印刷的各门经典，供他们在思考时随时翻阅，以防疏失。
这真是太贴心也太温厚了，以至于被召来的儒生感激涕零，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天子的大恩大德——他们平时对皇帝的严苛不是没有腹诽，最大的抱怨是天子用人太不拘一格，太不看重他们儒生；但现在看来，天子求贤的心还是真诚的，天子善待贤人的恩遇还是深厚的，他们这些郁郁不得志的大贤之士，也不是没有出头之日嘛！
抱着这样感激的心情，他们斗志昂扬的展开了白纸，饱蘸浓墨，逶迤下笔。有这么多经纶原典做参考，彼此之间又可以相互借鉴讨论，区区一篇策问，还不是手到擒来？因此大家兴致盎然，下笔之时，还不忘交头接耳，低声谈笑，畅想将来做官的大好时光。
然后，一刻钟过去了，考场里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然后，两刻钟过去了，考场里的一片死寂，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